巴楚文化，顾名思义，显然不是一元的，而且不在线性的常规中演讲。即使只求定性，三言两语也断然无济于事，而非做多层面、全方位的解析不可。
　　（一）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既有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秦汉以前的，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主要是魏晋以后的。总而言之，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泛称人类学，当然是把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囊括无遗 。
　　（二）就考古学文化来说，巴文化是巴文化，楚文化是楚文化，彼此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无疑是两种文化。而且，巴文化是蛮夷文化的一支，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支，彼此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考古学范畴内，对巴楚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某个时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也有楚文化。无论巴文化和楚文化，都不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更不应上溯到旧石器时代。
　　无论城背溪类型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窨井沟类型文化，都不是巴文化的前身或楚文化的前身。从语言系属上看，巴人是藏缅语族先民的一支或数支。他们来自汉水上游至黄河上游，辗转流徒，迁至长江上游的东部和长江中游的西部。清江流域只是廪君蛮的发祥地，不是包括廪君蛮在内的巴人的发源地。至于楚人，则有芊姓与杂姓之别，前者是来自中原的祝融遗裔，后者是长江中游土著三苗的后人。
　　清江流域有早期巴文化遗存，但早期巴文化遗存不限于清江流域。正像沮漳河流域有早期楚文化遗存，但早期楚 文化遗存并不限于沮漳河流域。
　　（三）巴民族与楚民族的交往，以及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因此，无论民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最迟从楚君熊渠在位时起，巴与

　　一、白虎图腾和向王崇拜遗存考察
　　图腾崇拜是人类的远古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结合后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土家族白虎崇拜的最早传说，较为权威的《土家族简史》是这样记述的：“在古代，东村（今湖北长阳县渔峡口）有座古庙。一个白头发、白胡子老头逃到庙里与和尚一起生活。当地人都说这个老头过去很善战。不久他在庙里死了。当地人们打算把他埋在灯心岭。埋的时候，这个老头化成一个白虎升了天，从此人们叫这个地方为‘白虎垴’（今渔峡口白虎垅）。”傅高炬先生主编的《宜昌春秋》丛书第一辑的《长阳渔峡口清江白虎垅拾零》一文中，也有与此相似、可互为印证的记述。传说虽然不是历史，但却是历史的影子。这个传说给白虎图腾的追要寻源提供了一条线索。土家先民崇尚万物有灵，崇拜敬奉祖先，故解放前湘鄂西一带流传着“人无神灵，寸步难行”，“举头三尺有神灵”的俗谚。据有关资料记载，土家人之 图腾崇拜已与祖先崇拜合为一体，并由一神派生为多神，于多神中崇尚主神。如白虎、白帝天王、土王、向王天子、女神，尤以白虎为至尊。在五峰、长阳及湘鄂 西一带的跳丧时所唱丧歌《十梦》中，就有“三梦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的句子，民谚云：“白虎当堂坐，无灾又无祸。”跳丧中有“虎抱头”“猛虎下山”等舞姿。这是土家族崇尚白虎最为贴近今人的印迹。1980年在五峰县仁和坪莲花岩出土了一件青铜质虎钮镦于，顶端有虎形钮可供悬挂。土家族人将虎尊为族祖，时常祈虎赐祥降瑞，除进行敬祭外，还以虎铸造器物，以作镇妖祛邪之用。但是，在长阳、五峰和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域内，从清末和民国时期起，供奉白虎神已极为鲜见，仅在民间口头传说和歌谣中偶有涉及。而向王庙、廪君神像却在上述区域内盛行一时，1992年版《长阳县志》记载：“明、清年间，县镜先后建有向王庙44座。”解放后，“向王庙均已陆续朽坏或拆毁，惟资丘镇向王庙山门尚存。”五峰、长阳土家族《向氏族谱·先世遗迹》载，其先祖曾在长阳三龟坪修建向王庙。同治版《长乐县志》亦录其事：土司时期，在今五峰境内谢家坪高尖子山顶 ，曾建有规模较大的向王庙，于鸡爪观还供有向王天子神像。当地一位老人曾说：“向王天子开河道有功，所以我们（土家族人）敬奉他。据说他率领土家族先民疏通了清江及所有支流。”旧时清江船工唱道：“向王天子一只角，吹出一条清江河。”因而解放前，土家人在河里驾船，放木排启程之前，必先祭祀向王，求其保佑。虽然向王庙现已不复存在，向王天子也鲜有人祭祀，但向王天子为人为神的故事，仍然在湘鄂西以至更广泛的土家族地区流传。在湖南桑植天子山至今仍有向王天子的化身神像供后人观谒。
　　二、白虎图腾与向王崇拜的关系及成因
　　现在的问题是，向王天子究竟何许人也？其与土家族的白虎崇拜有何联系？《向氏族谱·先世遗迹》是这样记载的：“向王者，古之廪君务相氏，有功夷水（清江），故土人祀之。”同治版《长阳县志》进一步解释道：“廪君世为人主，务相开其国，有功于民，今施南、巴东、长阳（含今五峰域西）等地立庙而祝。土语讹相为向耳。”简言之，向王即廪君务相氏，“向”与“相”之讹读。换句话说，近世土家人的向王崇拜即廪君崇拜的变化。 　　西汉刘向《世本》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廪君”的事迹：“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谭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其剑于石穴，约能击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其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投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域，四姓皆臣之 。”那么，廪君同白虎崇拜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后汉书·南蛮列传》云：“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人因虎饮人血，遂以祠焉。”唐人樊绰《蛮书》中也说：“巴人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廪君死后化身为白虎。从此巴氏部落聪明便崇拜白虎。此时，图腾崇拜与祖灵崇拜已经合一。或者说在社会进化中，土家人的图腾崇拜已为祖宗崇拜取代，现在土家人尊崇的向王天子，亦即土家先民巴人的领袖廪君。
　　三、廪君崇拜为向王崇拜所取代的原因
　　清代长阳诗人彭秋潭在一首竹枝词中写道：“土船夷水射盐神，巴姓君王有旧闻。向王何许称天子，务相当年号廪君。”看来彭诗人是不太赞同向王天子即廪君的说法的。但问题却在于，为什么廪君化为白虎之后，在后世土家人心目中渐为向王天子所替代呢？笔者以为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廪君崇拜为向王崇拜所取代是土司制度长期统治的结果。《土家族简史》指出：“从东汉以后，汉族统治者不断以汉文化影响土家族地区。”“宋代施州城（今恩施市）及其附近土汉杂处地区，受到汉文化影响较之他处更大。”“从元代起，封建王朝开始在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到明代，土司制度进一步发展，日臻完备。”在土司制度下，“受中央王朝任命的土司、土官，实行封建世袭制，所设宣慰、知州、长官，不问贤愚，总属世职。父死子继，无子的兄终弟继。”土司称土司为“爵爷”、“都爷”或“土王”。随着等级森严的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白虎图腾崇拜向廪君崇拜转化后，被具有人格神力的祖宗崇拜即向王崇拜所取代，无疑地更加有利于土司统治者确立、加强自身长久的世袭特权。（二）向王取代廪君，是土家人逐渐受汉文化影响在民族信仰上的客观反映。湘鄂川黔等土家族聚居地区，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千余年来所实行的“蛮不出洞、汉不入镜”封闭型土司制度和唐宋的羁縻政策宣告结束，上述土家族区域内，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加之大量外地各族（以汉族为主）人民的进入，在引进耕作制度和先进工具同时，吸收了大量的新知识新思想。必然对土家人千年不变的传统习俗产生强力冲击波，引起土家人旧有观念的震荡和嬗变。从而促使图腾崇拜逐渐淡化，人神崇拜则得强化，显露出土司地区打破封建领主经济束缚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步的征兆。土家人观念、习俗、信仰的渐变，加速了向王取代廪君的过程。（三）“改土归流”以后，清政府封建统治对土家族地区人民的宗教信仰产生负面影响。清道光版《施南府志》卷十说：“旧志载各邑风俗皆缘土司旧习。自改土以来，流人麇至，民勤耕稼，士习诗书，旧谷渐易，其与郡城大率相同。”风俗的改变，必然对民族宗教信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鹤峰州首任知州毛峻德雍正年间（1734年左右）为严禁端公邪术事发布告示：“容美改土归流，旧日恶习，俱经慢改。而端公马脚蛊愚民，为害最深，合行严禁。”“凡巫师假降邪神，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枚一百，流三千里；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此处端公邪术即指土家族民间巫师巫术，官府对土家人信仰民俗施之以苛律酷刑，不可能不对烙有明显白虎图腾的廪君崇拜产生较大的打击和遏制。（四）外来文化的冲击。清乾隆后期，土家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 ，更多地受到汉族道教和外来佛教、基督教的影响。到解放前夕，在土家族区域，除较偏僻的村寨尚存土王或向王庙祭祀遗迹外，较为完整的白虎天王庙、土王庙、三抚宫等寺庙几乎荡然无存。同时，受汉族影响，土家族区域内修建宗庙祠堂供奉家祖的香火日渐兴隆，大多数土家民户，均在家内设有“天地君亲师”牌位，有的还于神龛上供一铜质或木质骑马的向王神像，有的则于神牌背面写上“向王天子”加以供奉。这是土家人逐步汉化的一种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土家地区信奉向王天子崇拜的人口和区域范围渐趋减少和缩小，几乎从根基上动摇了白虎图腾崇拜的民族信仰，其影响所及，几近消亡。这就是白虎图腾崇拜至今只能载自书本，而绝大多数土家子孙又对此无知无晓的原由所在。